刘业进：中国改革是一场社会科学自然实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业进 

编者按：5月16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首都经贸大学刘业进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下文根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而成。

感谢张老师和主办方。刚才各位前面发言都提到一个共同的概念，就是改革具有增量、成长、生长、渐进、演化的特征。其实我们回顾一下改革的对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们曾经的双轨制改革之前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是如何造就的？用了多少年？1949到1956年，7年；如果算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9年时间，不到十年时间。而改革呢？从1978年到今天，40年时间，还不能肯定地说已经完成了。那么为什么从49前的市场经济（尽管也很难与当今完全市场经济媲美）到1956年，过渡到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短短不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而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历经这么多的困难？如果把这两段过渡的历史像放电影一样快速回放一遍，那么我们是不是觉得中国人做了两场社会科学的自然实验？首先我们短短十年时间里一下建立一种集中决策的资源配置模式，几乎瞬间就完成了；而从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来，竟然又如此漫长和困难？

要弄清楚如何走出来，先弄清楚怎么走进去的有助于我们理解。1949年以后的土地改革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归结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取消市场，建立中央计划经济，这一套东西不是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前苏联学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学前苏联而且学得那么快？或许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免疫力比较差，以及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所学习的那套模式有某种内在的亲和性。这个原因比较复杂，这里不展开讲。

改革是两套不同的文化基因的替换过程

我们回到张老师提出的“双轨制”。张老师的本意，在当时条件下“实际可行的”手段是双轨并行，但目标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计划轨道最终要和市场轨并轨。放、调结合，是一种实际可行的手段，最终目标，也就是“放”的目的最终是要用“市场轨”替代“计划轨”，首当其冲的是价格领域。张老师提出的这一点，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跟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观点。

第二点就是改革策略与改革内容的区分；手段与目标的区分；过渡形态与目标形态的区分。改革之初面临的问题是应付危机、解决问题，没有人细致想改革形式和内容。双轨制，究其实质，是一种改革策略策，一种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特征的改革策略。在一个全盘性中央计划经济里，只能采取计划价格下逐步的放，慢慢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四十年改革以后，我们回过头来逐渐厘清了一些事实。改革实际上是两种制度的替换过程。用演化经济学的说法，新旧两种制度其实是两种“衍生复制者”，或两套“文化基因”。改革是两套不同文化基因的替换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它不能一天就替换完，类似“500天过渡”这种方案是不可行的，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不可行。这就涉及到改革为什么要渐进？为什么不是30天、1年、5年内完成？

这里貌似面临一个理论困境，当你解释了为什么要双轨制、为什么要渐进，你能解释“改革开放”；那你同样的逻辑就一定不能解释前面我提到的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我们就建立起崭新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相对改革的艰难探索几乎是瞬间完成。那么不是另一种“过渡”吗？简单说，前一种是“革命”，后一种是“改革”。革命是疾风暴雨，改革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疾风暴雨。解释革命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这里不细说。

我们回到改革为什么双规制？为什么渐进？一个主要原因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匹配融合问题。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例如我们明天颁布一个公司法，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了接近两代人的时间以后，人们很难突然适应公司法这种新规则。新组织、新的资源配置机制、新的竞争规则都需要在真实时间中逐渐恢复和重建。所以法律或正式制度也许可以直接模仿、照搬先进经验，它的确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是，非正式制度是一个缓慢得多的建立过程。非正式制度涉及人们的习惯、心智模式行为、普遍的预期，这个改变缓慢得多。我理解，这就是张老师讲的“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的含义。

真正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存在过

第三，提请大家注意，历史上真正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迈克尔·波兰尼揭露出来的真相。在《社会、经济和哲学》一书中，波兰尼指出，不是像人们一般所想象的前苏联中央计划经济有多么成功，事实恰恰相反，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是“装扮的”，黑市、国际市场价格和政府默许的商业项目给前苏联提供一些相对价格信息，借助于这种帮助获得的有限成功，被宣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功。前苏联的官员们很清楚，真正的计划经济一天都运行不了，一天都存活不下去。“我相信前苏联的统治者比其他人更熟知真正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但是缄默不语……在五年计划喧闹声的掩护下，政府继续静静地尝试增补一个又一个商业经济机制。逐渐地使经济操作十商业化了。亚当.斯密一定会对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奇怪回归惊诧不已，这种双重的看不见——是精心掩饰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奥秘（ 迈克尔.波兰尼，2006[1997],p182-183）。如此推及，中东欧、中国、古巴、朝鲜……全世界20世纪做的计划经济实验，没有一个是真的，实际存在的中央计划经济都是装扮的，所有计划经济的“成功”都是装扮的。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一天都存活不了？因为它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信息问题，或更一般地，“知识分工”问题。针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这个问题，不同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证，迈克尔.波兰尼的独特贡献是提出“缄默知识”和“个人知识”是不可能为任何行为主体之外的机构所收集、传播和利用；完全的、精确的和充分得到阐述的可编码知识既不可能，又很危险，即便在知识以精确和可编码化著称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第四，改革针对的终极问题是，解决任何经济系统运行必须具备相应的信息基础，有了这个信息基础，经济的核心问题——“理性经济核算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迄今为止，理性经济核算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市场价格机制。基于价格机制，所谓“利润法则”和企业的“差异化生存”才能起作用。

经济系统是复杂适应系统，这个复杂适应系统运行的核心机制是“自然选择机制”，表现为所有竞争领域的差异化生存和利润法则硬约束。利润法则以及市场占有率是自然选择的标准，那些长期亏损的企业必死亡、退出；正利润的企业则必然不断扩张，得以存活下来。这个“盈亏计算”每天都在进行（盈亏计算就是生命计算），经济系统因此每天都在进化。盈亏计算严格依赖于相对价格信号，这就要有价格机制这个先决条件，而这个决条件又严格依赖于分立的财产权制度（一个100%公有制企业组成的经济体不可能产生持续不断的真实的财产权转让渡和由此产生的真实价格信号）。经济永远处于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如果产生价格信号的基础性制度被摧毁了，相对价格信号就不会出现，利润法则、盈亏计算就无法进行。理性经济计算不再可能，这就是中央计划经济最终都以崩溃收场的原因。

这要恢复理性经济计算，恢复利润法则，恢复企业的差异化生存，就要重建市场价格机制，就要建立价格信号的市场轨。要出现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就要重建分立的财产权制度，因为只有真实的分立的产权主体的真实交易才会产生真实价格信号。模拟的、假装的交易，左手跟右手交易不会产生真实价格信号。

市场经济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第五，今天我们弄明白了，所谓“市场经济”，这个名字被长期误导了，我们不应该把它叫“市场经济”，也不能把它叫“资本主义”。叫什么？哈耶克给它取了个更准确的名儿叫“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简单说就是基于贸易的合作秩序。贸易比国家更古老，国家以任何名义和理由简单禁止贸易是办不到的。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贸易史，也是一部市场经济史。语言误导了我们，听起来，“计划经济”好像与“市场经济”位于天平的两端，可以并驾齐驱。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或者说真实图景是，没有文字以前到今天的人类历史，核心就是一部人际间（组织间）贸易-分工-合作的演化史。贸易必然伴随分工，劳动分工的实质是“知识分工”。这是一个相当精巧的主体间互动从而“涌现秩序”的故事。在一个由贸易支撑的知识分工网络中，每一个个体（企业）只需要做局部响应即根据局部信号作出响应，它不需要做全局的把握，也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对整个知识分工网络有全部即时和历时的知识。行动主体采取行动的全部知识/信息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就是价格信号，当然还有你擅长做什么，你知道做什么的诀窍。于是你就置于分工网络中的某个结点（你能存活下去，不被淘汰出局）。

哈耶克的所谓“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最大特点是行动主体根据局部信号进行响应，不需要一个中央指挥者和控制者，分工网络中的所有主体“节约地”根据局部信号进行相应就能够实现彼此受益的结果。当然亚当.斯密早就揭示这一点，这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实质。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后半部分。此前的故事还很漫长，例如首先人类得有语言能力，有了语言能力，就有了强大的理性，语言能力和理性能力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符号化和构建“社会实在”世界，货币和价格信号就是典型的“社会实在”。基于这种能力我们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大范围匿名合作秩序——它经常被称为“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其实这种错误的标签说明我们没有理解它的实质。今天我们把一些原本不是天枰两端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很糟糕，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计划，都是误导性的错误对称概念。我们无往不生活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无论你认识不认识，理解不理解，无论你贴什么标签。

经济演化的一般逻辑

第六，我讲讲经济演化的一般逻辑。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是一个占优势的复制者侵入劣势复制者群体的自然选择和适应性进化过程。理解经济和社会演化首先要理解演化本体。一个演化本体是一个“复制者-互动者对”，简单说就相当于“基因型-表型对”。简单说，基因是原因，表型是结果。基因定义表型；复制者定义互动者。经济社会演化领域的互动者就是“人类文化群体”，它对应的复制者就是它的制度或文化基因，所谓制度和文化基因就是一套“指令集”，事实上在引导和约束着那个文化群体内成员在统计多数意义上采取相似行动。中国大陆是一个“人类文化群体”，台湾也是一个“人类文化群体”；类似地，朝鲜是一个“人类文化群体”，韩国是另一个“人类文化群体”；“美墨加”、欧盟是超国家人类文化群体。这些定义了不同文化群体的复制者持续地彼此竞争。在竞争过程中，适应度占优的复制者侵入到适应度劣势的群体中。如此观之，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复制者”，“市场经济”是另一种“复制者”，结果市场经济侵入到中央计划经济中去了，这就是中国改革。

当然，现实没有如此简单。例如国际上有人说中国输出“中国模式”，甚至用一个比较负面的说法叫“中国病毒”，如果成功的话，也意味着中国模式这种“复制者”侵入到其他“复制者”群。同样，在中国试图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候，经常产生一些摩擦，或者叫贸易争端。那么哪种复制者会胜出呢？或者那种复制者的实际适应度相对更高呢？不能简单下结论，因为还有宗教、接纳移民/难民、生殖能力和生育倾向等诸多非经济因素卷入其中。演化不许诺历史总是进步。

根据演化的一般逻辑，当初社会主义改造是做一个“社会科学的自然实验”；改革开放是做另一种“社会科学的自然实验”，而中国在20世纪做了两个社会科学的自然实验。代价是我们几代人的人生都搭进去了。

一般演化逻辑涉及到三个演化机制的反复迭代运作。第一个就是可靠的文化基因复制。就是任何社会延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必须继承/复制。任何时代活着的一代人都会死去，但他们知道的那些东西不会带进坟墓，而是被比较“高保真”地复制给下一代，比如打火机和飞机是怎么做的，公司法和股票市场制度是怎么运行的，家庭怎么建立和维系的，国会议员是如何选举怎么的，……这套东西要比较高保真地（可修改，但要确保修改不要一代不如一代）、稳定地在代际复制。

第二个机制是变异机制或创新。在复制的时候我们也要会出现一点点错误，一些理性因素介入的修改。这里，复制过程出现错误有四种情形，一个叫读取错误；东西是对，但你认错了。第二个叫做拷贝错误，就复制过来的时候产生的错误；第三个叫保留错误，维持时出现的错误。第四个叫发展错误，就是我在运行制度的时候偶尔出错。这些错误使得文化基因在代际传递中不会100%相同，如果100%相同，就不会有技术进步和社会演化。当然还有局部的、分散的人为理性建构、设计和创新，这里的要点一是分散建构，而是任何建构都是接受自然选择的筛选。经济和社会演化中，复制的东西，虽然不一样，但也绝不能是全新的，大部分是相同的。

第三个机制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一种“抑制机制”，它抑制什么？就抑制有害的突变、有害的创新、有害的设计，例如我废除一部恶法；社会演化领域中自然选择一般增加适应度高的复制者的频率。自然选择就像一把筛子，去除那些低适应度的复制者，选择那些高适应度的复制者。虽然自然选择非常重要，但是它与复制和变异两个机制一并同时运作反复迭代。演化机制是三个机制的复合机制。这个复合机制，通过试错学习和反复迭代，导致一个适应（adaptation）过程，适应过程的累积结果是复杂性程度提升（技术计划领域的复杂性程度提升实际是非常惊人的），所谓“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演化的一般逻辑可以用于分析这中国改革故事。改革是一种“复制者”（文化或制度基因）侵入另一种“复制者”的过程；改革是另一种社会科学的自然实验；改革是一个试错学习过程。

补充一点，当下政治家如果感觉到面临着什么困境的该怎么做？套用演化博弈论里面“一报还一报”策略的一个改进版叫——“赢定输移（win stay;lose shift）”。简单解释就是：依照经验，我们觉得怎么做，结果经济社会繁荣稳定，经济增长快，那么我们就坚持那个做法；如果我们尝试另一种做法，导致经济萧条了、失业增加、社会更不稳定，那么我们就赶紧放弃那种尝试，回到一个务实的做法上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演化博弈解释）。演化博弈实验仿真中，这是一种非常强健的（robust）、稳健的行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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